我中心与《宜宾学院学报》编辑部联合主办的“当代蜀学与巴蜀学派”专栏已开办多年，反响良好。该栏目由韩星（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永明（宜宾学院教授，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主任）主持，凡有该专栏出现，均刊有《主持人语》，以对所刊文章作一点评。截止目前，2020年《宜宾学院学报》第1期、第5期设有该专栏，共刊登文章6篇，现将这两期所收录于该专栏的文章作一介绍，并附上《主持人语》。

一、《宜宾学报学报》2020年第1期“当代蜀学与巴蜀学派”专栏收录文章三篇：第一篇为浙江传媒学院何仁富教授、汪丽华副教授的《唐君毅晚年的死亡准备及其生死超越——唐君毅的生命体验及其哲学建构(之三)》，第二篇为中央民族大学张海龙博士的《唐君毅先生与牟宗三先生论天台山家山外之争之比较》，第三篇为陕西理工大学邵华博士的《徐复观论历史之价值功用》。

《主持人语》（韩星、杨永明）：

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唐君毅是一位有强烈终极关怀、对生死问题有系统哲学思考的思想家，同时又是一位用自己的生命践行自己思想的现代大儒。何仁富、汪丽华《唐君毅晚年的死亡准备及其生死超越》一文以唐先生晚年日记为基本材料，通过对唐君毅罹患癌症后的生命行状的梳理、分析和反思，从生死学角度总结概括了唐先生死亡准备中的基本信念、态度和行为模式，认为唐先生通过自己的理论思考和生命实践，双重地建构自己让生命永恒的“完善不朽论”生死哲学，并在其晚年遭遇癌症的生命体验中得到进一步的实践验证与升华，为当代人解决终极关怀问题提供了深刻的思想理论和实践模本，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天台宗在宋代发生的山家山外之争，是天台宗发展史上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对中国佛教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论争的焦点是天台宗的观行实践是从观妄心还是从观真心入手，山家派主张观妄心，山外派主张观真心。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唐君毅和牟宗三先生都曾撰文探讨过这一佛教公案，但二人诠解进路和结论却大相径庭。张海龙围绕妄心观与真心观以及与之相关的性具与性起、别理随缘及缘理断九等问题以对唐、牟二先生关于山家山外之争进行比较和再诠解，指出唐先生援引黑格尔对立统一的思想，用超越的反省法的哲学方法加以分析论述，以求会通和同情的理解，而牟先生依天台圆教的立场，援引康德哲学现象与物自身等思想，对山家派的思想作哲学式的论述，对山外派有严肃深刻的批评。两位先生的观点是大异小同。这就在现代哲学语境中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视角和进路，使得这一延续了上千年争论具有了现代意义。

徐复观是著名的港台新儒家人物，在中国思想史、儒学史研究方面成绩卓著。邵华博士曾经对徐复观的史观、史学方法论、史评、历史认识论等方面都论及。《徐复观论历史之价值功用》一文从一个新角度论述徐复观论史学价值功用，认为徐复观站在文化民族本位立场形成了他的历史致用观和价值观，具体从经世鉴戒、道德褒贬、历史乃激发爱国心与民族团结之纽带三个方面讨论这个问题，强调史学应经世于时代现实问题的解决，彰显历史鉴戒与道德褒贬价值； 并多次强调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培养民族情感，激发爱国心所具有的特殊功能，这对于当今传承与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宜宾学报学报》2020年第5期“当代蜀学与巴蜀学派”专栏收录文章三篇：第一篇为山东大学张道奎博士的《论“文化基因”视角下儒家的选择性表达》，第二篇为合肥学院金小方教授的《唐君毅的话语自觉与话语创新》，第三篇为武汉大学王振辉硕士的《唐君毅的〈大学〉诠释探赜》。

《主持人语》（韩星、杨永明）：

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话语体系，这是近代西学东渐以来中国学人不得不面对的时代课题。现代新儒家为此进行了巨大努力，其成就对于我们今天面对世界多元文化交流互鉴，提高中国学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作为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唐君毅先生具有强烈的话语自觉意识，为中国传统哲学话语的继承与创新做出了独特贡献。《唐君毅的话语自觉与话语创新》一文梳理了唐君毅提出和阐释道德自我、道德理性、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等概念，激活传统中国哲学中的仁心、良知等核心概念，融摄西方哲学主流话语的方法，并认为他通过建构儒家道德形上学体系，推进中国传统哲学话语的现代转型，在中国哲学话语创新方面的探索为当前哲学社会科学话语创新提供了重要经验，成为当代中国哲学话语建设的重要资源，值得重视，可以吸收借鉴。

如何认识和评价晚明到近代儒学的发展演变，是学术界见仁见智的一个课题。《论“文化基因”视角下儒家的选择性表达》一文从“文化基因”的独特视角来解释儒学在近现代中国演变过程中的选择性表达。作者首先对余英时先生提出的“内在理路”说进行反思，认为这一提法与中国古代特别是明清以来儒学演变的历史事实之间存在着理论上的张力，强调儒学的演变离不开“内在理路”的可能性空间和“外缘影响”的选择性表达调控的共同作用，并以“文化基因”为视角重新解释清代考据之学，指出清代考据学具有重学问的“智识主义”的鲜明特点，但失却“道”的追求，不能传承道统。儒学之所以在近代中国不断衰败，就在于其自身的“文化基因”无法直接表达出符合时代需要的生命体。作者认为只有提取儒学中适合今日中国的文化基因信息，发掘儒学的文化基因中适合时代需要的精神，才是实现儒学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必由之路。作为四书之一的《大学》在儒家经典中的地位不言而喻，历来在对《大学》理解诠释中争议最大的问题是版本。宋代以来学者认为古本《大学》文句有错乱，形成了多种改本之间的竞争以及改本与古本的竞争，进而影响到了理学与心学等不同学派的义理倾向。

《唐君毅的〈大学〉诠释探颐》一文以现代新儒家大师唐君毅先生的《大学》诠释为选题，深入细致地梳理、评介唐君毅在这方面的工作。作者认为唐君毅在宋以来《大学》改本的基础上，根据“最小修改原则”重订《大学》文本，通过消化吸收各家诠释成果，完成了对心学、理学和礼学三种诠释模式的综合，站在心学诠释系统的立场上融合了理学诠释系统和礼学诠释系统，提出了独特的“感通格物说”和“致知三义说”。前者综合了“格”的众多意涵，指出格物本质上为与物感通的工夫；后者说明了致知涵有“知止至善”“知所先后”和“知 本”三义，表达了对至善原则、实践次序的认知和自觉。并揭示了《大学》“本体与工夫相统一、内圣与外王相统一”的义理性格。这些富有创新性的观点对于我们今天在经学的基础上深化儒学研究，重建当代新儒学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思想价值。